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西安文理学院的历史，可溯源至1609年明朝教育家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关中书院倡导的“关学”精神，延续了“横渠先生”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历经 400 余年的薪火相传，关中书院学脉绵延、文化赓续。作为西安文理学院的一个教学校区，关中书院被誉为“活”着的书院，它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关学精神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为弘扬关学文化，讲好书院故事，本报特开辟“书院观古今”专栏，邀请关学学者阐释“关学精神”，讲述“关学故事”，通过擘析释义、溯源崇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朝末年，教育改革，全国各个省府州县的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书院就成为历史。书院作为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聚徒讲学、藏书印书、学术研究、祭祀以及化民成俗等方面做出了诸多独特贡献。书院经过长期的发展、积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书院文化是指在书院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形成的有别于中国其他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独特精神成果的总和。”

关中书院作为明末四大书院之一，鼎盛时期吸引了除陕西外，川、甘、豫、鄂等地学子五千余人，盛况空前。关中书院开创者及首任山长冯从吾也因此声名大振，世人尊称他为关西夫子、理学大师、明代大儒。冯从吾是关学的集大成者。中华民族文脉源远流长，关学传承，前有张载、冯从吾，后有李二曲和刘古愚，再到民国的牛兆濂，形成了“传承圣道、经世致用、敦善厚行、开放会通”的书院文化。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西北四大书院之冠，在关中书院延绵几百年的办学历史中，桃李争辉，人才辈出。其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书院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现代大学德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尤其是在当今，关中书院已成为西安文理学院的一个校区，冯从吾像静静地矗立在西安文理学院的高新校区，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莘莘学子。高校更有责任传承和弘扬书院精神，深入挖掘书院文化中的德育价值，进而积极引导高校学生深刻理解和把握书院文化崇高的价值追求，促进书院文化与大学生道德行为规范的有机融合。

一、重视文化传承，保持学脉绵延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痕迹，是民族精神的延续。冯从吾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风严谨，重礼笃学。其父学崇阳明，在冯从吾九岁时，父亲即手书王阳明“个个人心中有仲尼”诗，命习字，对他进行心学启蒙。父亲为他开启了王学的大门，启发他确立学为圣贤的志向。再加上外祖父的训育、萧九卿、沈豸二位先生的严格教导、太学儒家学统的正规训练，使冯从吾渐入圣学门径，心向圣学、发扬关学的志向愈发笃定。冯从吾从钻研孔、孟入手，悉心研读程朱的理学著述，认真批阅王阳明心学讲章，并仔细辨别与探究王学与关学的异同，渐得关学的要旨。

经过了几年的仕途风雨，冯从吾内圣外王的理想被打击不小。辞官回乡后的讲学实践使冯从吾的心性之学日渐成熟和完善，他开始大兴讲学之风，弘扬圣人之学。冯从吾的《七十自寿》诗中谈到“谁哉我之师？人心有仲尼。考亭严主敬，姚江致良知。惺惺葆此念，勿复惑多岐。”（《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三）这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学问的回顾和总结。即：孔孟之道是他一生学问的渊源，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他具体的为学路向，对主敬工夫的推崇也体现出冯从吾的批判性学习态度，在学习中不断地纠偏正道。对待学术，冯从吾“以心读之，以身证之”，强调“知行合一”。当然，冯从吾还是一位关西夫子，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关中水土形成了他的人生底色，关学构成他思想的理论基调和学术特色。

二、推崇救世济民，肩负使命担当

冯从吾作为关学的集大成者，张载的“四为”句可以说是他一生为人处世、为学正道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四为”句“涉及士人对民众生活原则、精神价值、生活意义、学统传承、政治理想的追求，表达了张载宽广的胸襟与博大的情怀，展示了士人对人类崇高理想的向往和孜孜以求，也彰显了关学学人的文化精神，故一直以来为历代士人特别是关学学人所尊奉。”关中学人生性耿直、敦厚凛然又满是义气与担当，这一点在冯从吾的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严谨笃学的家学和清廉济世的家风使冯从吾从小立志心向圣贤，在短暂坎坷的仕途中，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初入仕途的冯从吾抱定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对朝廷充满期待，希望“做个好官”，面对权臣、宦官，甚至是面对皇帝他都敢作敢为，直言不讳，绝不妥协，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经世济民，有所作为。他一腔学者的担当气概，心怀治国平天下的使命，因仗义执言仕途受阻。回乡讲学后，他的心性之学日趋成熟和完善，但仍未放弃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他看来：要挽救明王朝的危机，必须大兴讲学之风，弘扬圣人之学，他认为讲学是士人独立于仕途政治之外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士人安身立命、人格修养、治国平天下所独有的，也是最佳的方式。可见，为官也罢，讲学也好，他依然遵循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使命与担当意识。

三、制定严苛规约，端正笃实学风

冯从吾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罢官归乡后，潜心于学术研究与讲学。最开始讲学于宝庆寺，并拟定了《学会约》，共计八款，提出了学会的根本宗旨，规定了学会的会期，学会同志间交往的原则，并且阐明了讲学的内容和相关教材，并对学会的学风特征也有相应的要求。为了便于各类有志于学的人士理解，冯从吾把《学会约》的主旨概括为简略易懂的《谕俗》：“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因录旧对一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从吾对听讲者也有约束，立学规二十余款，称《士戒》。后来，冯从吾有感于蓝田吕氏制定和推行的《乡约》所带来的民风变化，亦深感当时朝堂昏奢、士风日薄，为使士风转薄为厚，笃学严谨，冯从吾倡导立会，并拟定会约约束之，即《关中士夫会约》十三条。

冯从吾在宝庆寺及关中书院讲学期间，制定了规范化的讲学制度。他首先以身作则，反求诸己，并对诸生从严训导，立规立德。冯从吾强调讲学要独立于朝廷、独立于政治，要有自己的独立性，注重士大夫内在的修养。体现了冯从吾崇真尚俭、严谨朴实的关学学风。《关中士夫会约》的制定，使书院文化的影响力从端正学风延伸到敦化士风乡俗，关学“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宗旨得以深化和广泛的传播。

四、追求人格独立，守护精神家园

书院既是士人讲学的道场也是修心的精神家园，“创办和主持书院的儒家士大夫将中国文化之‘道’作为追求目标，既强调以道修身、完善自我人格，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又强调以道治世、规范社会秩序，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冯从吾之所以心心念念于讲学，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讲学对于维护、传扬儒家学统、道统的重要作用，看到了讲学对于士人人格独立的重要性。他强调：士人人格的独立性有别于人品、仕途沉浮、宗族血统筹等的独立性。“学问、人格上的独立可以使士人坦然面对官场得失、人生冷暖、超越贫富贵贱，甚至超越生死，挺立于天地之间。”

人格的独立使冯从吾有了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以“存心养性”，他强调士人自身要有内在强大的精神支撑，要有独立承当的慑人气概。鼓励士人以道自任，“一切事境不为挠屈”，挺起骨头，在“内圣之学”中追求内在的超越。

五、强调躬行履践，倡导经世济用

冯从吾一生戒空谈而敦实行，关中书院的建立，使学术思想有了更多自由交流的场所，从而促进了学人的独立思考。即使在晚明多事之秋，讲学面对非议，冯从吾依然坚持。正因为国家多事，才需要君臣一心，众志成城，恰恰只有讲学才能使人臣深明忠君死国之理，使子民懂得仁义孝悌大义。因此，他振学风、建书院，还以御史之职积极整饬朝纲，面对晚明朝廷的颓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希望通过讲学挽救当时的社会风气，昭示后学，申明“治国平天下”之大义，以唤醒人臣志士救世济国之心。关学奉行“以躬身礼教为本”的宗旨，书院的讲学活动，一方面明理正道，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教化人心，引导良好社会风气的作用。冯从吾希望通过讲学提醒人心，激发忠义，以申经邦济世之志，也是他为守护人生底线而必须做出的奋争与努力。

关中书院作为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特殊教育机构，在发展中呈现出鲜明的精神特色，彰显出独特的书院文化。传承优秀文化，牢记使命担当，端正笃实学风，构筑精神家园，强调躬行履践，这些鲜明的书院文化最终体现的依然是书院的办学宗旨：传道济民以提升道德人格。现代大学教育应该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的精华，将其转化为高校德育的精神文化资源，积极发挥新时代高校德育贯彻和含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

（作者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