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涛 摄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西安文理学院的历史，可溯源至1609年明朝教育家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关中书院倡导的“关学”精神，延续了“横渠先生”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历经 400 余年的薪火相传，关中书院学脉绵延、文化赓续。作为西安文理学院的一个教学校区，关中书院被誉为“活”着的书院，它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关学精神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为弘扬关学文化，讲好书院故事，本报特开辟“书院观古今”专栏，邀请关学学者阐释“关学精神”，讲述“关学故事”，通过擘析释义、溯源崇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排行为二。自幼受家学影响，熟读经书，尤对“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有研究。在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正直而古板的性格和忠孝至上兼忧国爱民的思想。据《宋史》记载，大防生就一副堂堂相貌，眉目清秀。从小老成持重，无嗜好，出门从不左顾右盼，居家如同接待宾客。入仕后，依然严格恪守儒家礼教，做事以忠君保民为先。当时的名臣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十分敬重他的为人，连皇帝也以不同寻常的眼光看待他。“每朝会，威仪翼如，神宗常目送之。”

大防于皇祐元年(1049)进士及第，任冯翊主簿、永寿(今陕西永寿)县令。永寿地处西北干旱地带，城内居民吃水十分困难，一靠用土窖收存的雨水，二去城外很远的山涧汲水。如遇久旱不雨，百姓苦不堪言。大防到任后，体察民情，以《考工记》为依据，亲自勘察设计渠道，用逐级提水的办法把山间泉水引入城内，百姓受益，盛赞其泉曰：“吕公泉。”不久，迁著作佐郎、青城(今四川灌县)知县。青城地区农民受地租盘剥十分严重。圭田又称佃祭田(是政府拨赐的祭礼用田)，仅小斗出大斗进一项，官吏可获三成利，“民虽病不敢诉”。大防上任立即废止这一现象，用等同划一祭田的收租标准、限额、量具等办法，减轻农民负担，受到皇帝赞赏。在青城任内，大防还加强对吐蕃、西夏的防御。韩绛做四川节度使，十分赏识大防，“称其有王佐才”，并推荐他做负责地方财政的盐铁判官。

嘉祐八年(1063)，英宗即位，任命大防为太常博士，监察御史。他忠于职守，接连上书，指出社会积弊的原因：一是用人大权不在皇帝手中；二是老朽之臣不退位；三是对外用兵不择将帅；四是直谏之士日益减少；五是功过不分，赏罚不明。又指出危及政权统治的“八事”：主威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政、私恩害公、辽夏联谋、盗贼盛行、群情失职、刑罚失平。不久，他又针对英宗追谥生父一事，连上十几道奏章，认为此举不合传统礼制。结果惹怒英宗，被贬为休宁(今安徽休宁)知县。

神宗即位后，大防先后被委任为淄州(今山东淄博)知州、泗州(今江苏盱眙)知州、河北转运副使，陕西宣抚判官兼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华州(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知州、秦州(今甘肃天水)知州等职。元丰初年（1078），改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这一时期，吕大防在政治上始终主张笃信儒教，坚持“法祖”，恪守先王之言，对王安石变法持怀疑态度。面对新法以来的混乱状态，他从国家大局出发，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养抚百姓，治理边防，整顿军队，改良政治。但是，这些主张均未被神宗采纳。

元祐元年(1085)，哲宗赵煦即位，年仅8岁，由皇太后垂帘听政，召司马光入阁为相，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调大防进京，任翰林学士、开封知府。次年授尚书左丞，进中书侍郎，参与朝政。司马光执政仅8个月就病逝了。大防接任为相，长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一贯坚持执行王安石变法前的制度。虽然元祐党人不断分化，争权夺利，惟有大防一身正气，不值私党，不谋私利，进退百官，量才用人，得到众多朝臣的拥戴。《宋史·吕大防传》称：“立朝挺挺，进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思嫁怨，以邀声誉。凡八年，始终如一。”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重新起用变法派，大防被罢相，改知永兴军。又因他参与“元祐更化”，遭到变法派的相继弹劾，一再被贬。绍圣四年(1097)被贬为舒州团练副使，行至虔州(今江西赣州)病逝，享年71岁。

大防一生忠直，为官清正，体恤民情，政绩卓著。相较于王安石时期，吕大防为相期间，社会政治要优良许多。故史书称“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大防虽长期受崇儒尚古信念的影响，思想保守，但作为北宋一朝的忠正名臣，是当之无愧的。

纵观吕大忠、吕大防一生，他们都是受传统儒学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封建士大夫，或以良吏治郡县，或以宰相持国柄，或以操行闻士林，都把忠君爱民放在人生的首要地位，成为封建时代的楷模，其中保留了不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作者系我校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