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张载（宝鸡横渠镇人，人称张横渠）创立关学，即关中理学，与濂、洛、闽学并为“正学”，以别于佛、道宗教。冯从吾十分崇尚张载的为人和关学的文化思想，他说：“吾辈生于其后，何可无高山景行之思。”

学为好人

冯从吾继承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理想，诠释关学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气节、贵兼容的文化精神，恪守传统知识分子心忧天下又躬行实践的优秀品质，努力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扭转社会不良风气。

冯从吾认为学不讲不明，理不辨不清。讲学的目的，在于“倡明正学，提醒人心”，以学明道，以学守道，以学行道。他说：“开天辟地在此讲学，旋乾转坤在此讲学，致君泽民在此讲学，拨乱反治在此讲学，用正变邪在此讲学。”可见他的宏大气象和远大抱负。

冯从吾主讲关中书院，采取白鹿洞书院的学规，重视关学“德教为先”的传统，认为“国家多事之秋，正当讲学以修文德”。他提出“讲学三戒”，即不妄议朝廷决策和战事功过，不妄议长辈和官员优劣，不妄议他人隐私和过失等。而要集中精力，研修“正学”，复还本真，排斥异端。

冯从吾提出“学为好人”的教育目标，告诫大家：“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他抄录一副旧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说明做好人的道理。他写下《士戒》20条，提出好人的标准，即毋妄自尊大、毋争强好胜、毋窥人隐私、毋弄虚作假、毋借人东西不还、毋嫌贫爱富、毋饮酒狂欢，毋打架骂人等。

冯从吾继承关学“敦本尚实，崇真践履”的实学学风，反对空谈，提倡学以致用，躬行实践，要求“以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谈，敦实行，以共任斯道”。

冯从吾提出“学、行、疑、思、恒”五字结合的治学方法，认为“天下之事未有不学而能行者”“学起于疑而成于思”。同时要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

为了将关学传承下去，冯从吾编撰了《关学编》，以记载张载以后，经金、元两代，到明代吕泾野等的关学思想家，建立了关学谱系。清初李二曲说：“关学一脉，张子（张载）开先，泾野（吕泾野）接武，至先生（冯从吾）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

冯从吾在关中书院讲学20余年，“坛坫之盛，旷绝今古”，陕、川、甘、豫、鄂等各地从学者5000余人，人称“关西夫子”。冯从吾也自豪地说：“关中书院亦当与岳麓（书院）、白鹿（书院）并名不朽矣。”

传灯不坠

明清之际，关中书院废弃，成为官府囤积弹药的库房。清康熙三年(1664)，陕西巡抚贾汉复令西安知府叶承祧等重修关中书院，扩建院址，将书院大门由西改向南开，又在允执堂后建“精一堂”五楹，祭祀孔子、冯从吾及乡贤名臣。康熙五年（1666），叶承祧延请华阴名士王宏撰到书院，讲学明道，为国育才。

康熙十二年(1673)，陕西总督鄂善再次修复关中书院，聘请关中大儒李二曲（周至县二曲镇人）为山长。李二曲说：“关中书院，自少墟冯先生而后，学会久已绝响。今上台加意兴复，此当今第一美举，世道人心之幸也！”

李二曲继承冯从吾讲学的宗旨，拟定了《关中书院会约》和《关中书院学程》，主张“明体适用”“实修实证”“悔过自新”，要求学生博览群书，文武兼备。李二曲虽主讲关中书院不到一年时间，但影响很大，使关中书院再度复兴。康熙帝西巡陕西时，先后赐其“志操高洁”“关中大儒”的匾额。康熙二十三年(1684)，李因笃（富平县人）主讲关中书院，后书院一度作为督学使署。康熙末年，西安正学书院并入关中书院。

乾隆八年（1743）起，海内大儒孙景烈（武功县武功镇人）先后三次主讲关中书院，历10余年。他撰写了《关中书院学约》，提出了温习经书、讲明史鉴、涉猎诗文、开展讨论、定期考试等规定，要求十分严格，学生成名者甚众，状元王杰即其弟子。

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帝赐书院“秦川浴德”匾额。乾隆三十六年（1771），陕西巡抚毕沅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重修关中书院，延请江南名士戴祖启为山长，历时6年，使书院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不数载，关中乡、会试中膺选者，大半皆书院之士”。

道光十五年（1835），路德（周至县终南镇毓兴村人）为关中书院山长，约3年时间。他以举业（科举考试）为教，强调“三不朽”，声名远播。曾国藩曾说“陕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无不出闰生（路德的字）先生之门”。路德为书院写的对联，至今还挂在院内。

同治十二年(1873)，陕西布政使谭钟麟增订《书院课程》，继任官员也能够购置图书，增加膏火（办学经费），支持书院发展。

光绪三年（1877），柏景伟（长安马王镇冯村人）主讲关中书院，拟定了《关中书院学规》。他引进西学知识，分设经史、道学、政事、天文、地理、数学等课程，使关中书院逐步进入近代教育，为社会培养新式人才。

清朝末年，清朝也被迫进行改革，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初二，光绪皇帝批准将关中书院改制为陕西师范学堂，陕西巡抚升允聘请举人牛兆濂（蓝田县华胥镇新街村鸣鹤沟人）为总教习。牛兆濂是关学家贺瑞麟、柏景伟的弟子，关学的最后一位传人。

关中书院存续400多年，不仅是传播关学的重镇，也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具有丰厚的学术积淀和良好学风。安徽巡抚冯煦曾说，冯从吾、柏景伟等人“学行卓荦，朝野向风……关学传灯，于兹不坠。”

历史际会

二十世纪初期以来，我国历史风云际会，文化教育不断革新。

陕西师范学堂是陕西最早的高等师范学校，每年招生不到60人，实行开放教学，增设了物理、化学、博物、教育学、心理学、外文等新式科目，还聘请外国教师，学生也到国外留学。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立后，通令各地学堂改为学校。陕西师范学堂更名为陕西师范学校，成为中等专科学校，学制3年。1934年10月，又更名为“陕西省立西安师范学校”，在校生600人左右。全面抗战爆发后，学校辗转迁移，育人救国，涌现出许多著名的爱国师生。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学校更名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1950年1月，又改为陕西省西安师范学校。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科教兴国战略，西安市教育资源也优化整合。先是西安师范专科学校与西安大学合并成立西安联合大学，后于2003年4月16日，经教育部批准，又与西安教育学院合并成立西安文理学院，并整体升本。再后来，西安师范学校、西安幼儿师范学校先后并入文理学院，拉长了我校的办学历史，丰富了我校的教育内容，奠定了今天我校的基本格局。

有趣的是，在历史长河中，我校与冯从吾和关中书院有着超越时空的交集和意外的邂逅。冯从吾的“别墅在城南沙井村”，而我校本部高新校区，即北邻沙井村，而所占土地，原为沙井村所属。校南一路之隔的木塔寨，也是关中书院创立时所购“公田”之地木塔里。

还有，陕西师范学堂改制的时间，即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二，公历为1903年5月28日。而40多年后，1949年西安解放，人民政府依据“管字43号”文件，接收学校的时间，也正是5月28日。

如果历史要赋予你一种神圣使命，总会时时予以提醒，或者因有光荣的历史而自然带有一种传承的责任感。我校就是这样，关学的文化精神和关中书院的教育思想，仍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高质量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弘扬关学精神，传承书院教育，树立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学校灿烂辉煌的明天。

（作者张天社）